浙江家具業呈現高速發展態勢，年總產值平均增長18%，出口年均增長45.2%。據浙江省家具行業協會統計，全省2500多家家具工業生產企業，實現工業銷售值140億元，比前一年增長40%。浙江家具業已成為浙江制造業不可忽視的一個產業。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幾年，浙江家具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回顧歷史，我們便不難看出其中的變化。1978年，全省家具行業總產值為3650萬元，出口交貨值為171萬元人民幣。從改革開放到2002年，家具生產量大幅增長，2005年比1978年增長了383倍，共生產家具15500萬件，其中木家具 2450萬件，金屬和金屬木家具10300萬件，軟體家具350萬件。家具出口增勢強勁。到2005年底，完成外貿出口4.59億美元，比l978年、 2001年分別增長了22倍和47.1%，創歷史新高。全省家具企業已擁有省級名牌家具二家，省級著名商標10家，市級名牌家具18家，市級著名商標20 家；4個品牌家具榮獲2002年國家A級產品榮譽稱號。據統計，年銷售額超過500萬元規模以上的企業占全行業總數44%，他們的銷售額卻占到銷售總額的 80%以上，利稅占61%。其中規模超過億元的8家企業在2002年銷售額近20億元，擔當著先鋒作用。

　　縱觀浙江家具業，它呈現出規模迅速擴大、結構調整突出、塊狀格局明顯、銷售模式豐富、品牌意識增強等五大特點。就中國家具業而言，在塊狀格局上最具特色的就是浙江家具業，它初步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家具產業群：溫州、玉環的臥房家具、紹興的軟體家具、杭州的辦公家具、湖州、義烏的紅木家具、寧波的金屬家具、安吉的桌椅等。這種產業組織及其空間形態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尤其是它在發揮地區比較優勢、完成資本積累、并進而提高區域競爭力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因此研究浙江家具產業群的特征和發展動因，對浙江家具業，以及對全國的家具產業群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家具產業群的概念

　　“產業群 (Industrial cluster)”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波特在其1990年版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明確提出的，隨后在學術界被廣泛應用，并被派生出許多的相似概念。但統一的定義至今還未形成。伯特認為，產業群是在既競爭又合作的特定區域內，彼此關聯的公司、專業化供貨商、服務供應商和相關產業的企業以及政府和其他相關機構(例如大學、規則制定機構、智囊團、職業培訓機構以及行業協會等。)的地理集聚體。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群不僅包括對競爭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相關產業和其他實體，例如專業化投入品的供應商，還通常向下游擴展到客戶，向上游延伸到互補性產業或使用相關技能、技術或公共投入的互補性產品或公司。甚至當國外公司持續對產業群投資時，他們也可能成為集群的一部分。

　　家具產業群已經成為當代經濟世界的一個重要現象。90年代中期，美國380個地方產業群的產值達到全國總產值的60%。印度約有350個中小企業集群，出口產品占全國的60%。在我國，尤其在浙江省，這種產業群也得到蓬勃發展，并日益顯示出較強的競爭力。在浙江溫州地區的143個城鎮中，產值超10億元的專業化城鎮有30多個，經濟總量占全市的60%以上。其中，制鞋企業5000多家，市場份額占全國的20%；眼鏡制造企業500多家，90%的產品出口；制筆企業150多家，產品占全國市場的1/3；打火機制造企業260多家，產品占世界市場的70%。就溫州的家具而言，它擁有家具生產及經銷企業近2000家，形成了家具產業群，產銷額達80個億，是全國僅次于廣東的家具生產基地。

　　產業群并非簡單的企業扎堆，而是由價值鏈上的相關企業組織而成的有序系統。由于主體之間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關系，產業群因而具有較強的集體效應(collective efficiency),表現為企業之間共享專有信息，在技術、市場營銷、培訓和設計等項目上進行合作。

　　2.浙江家具產業群的特征

　　浙江產業群已被作為中國產業群研究的重中之重，被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學者追蹤研究。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溫州模式”的研究可以說是拉開了浙江產業群的序幕，后來又有了“義烏模式”、“寧紹模式”等的研究；產業群的研究也從大塘襪業群、嵊州領帶產業群到寧波服裝產業群[5]等。浙江家具產業群同其他產業群一樣，都表現出與“第三意大利”的產業群在產業類型、企業規模、區域產業文化和本地生產系統等方面有驚人的相似性。通過分析可知，浙江家具產業群具有以下幾個典型特征。

　　2.1較為突出的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企業規模結構

　　日前，中小企業發展國際論壇透露，我國中小企業已占到全部企業數的99%。浙江的家具企業也不例外。據不完全統計,現有浙江省家具企業數量與1978年相比增加了10倍多，企業總數達2500多家，其中百萬元產值以上家具企業達1000家，鄉辦及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占90%，“三資”企業30余家；從企業規模來看，個體私營小型企業約占80%，但一批成長較快的個體私營中型企業因其生產手段先進、管理好、產量高、質量優，在行業中起著支柱作用；從地區發展來看，位于沿海的溫州、玉環、紹興、寧波、安吉等地的家具生產企業，整體生產技術水平較高，它們引領著全省家具工業的發展。

　　2.2以分工專業化與合作為基礎的地方網絡

　　分工專業化不僅可以降低產品的平均勞動成本，還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獲得知識和累計知識的能力。目前中國家具業的專業化分工總體水平還比較低，相對而言廣東和浙江的家具行業專業化分工做的比較好。浙江產業群數量多、規模強，其中在浙江全省數量最多、規模最強的地區是溫州，它的家具產業群也不例外。浙江省有家具企業2500多家，其中2000多家集中在溫州。這2000家中有1000多家家具制造企業，年產值達30多億元，還有1000多家家具經銷企業，年銷售額突破50多個億。2003年浙江家具產值140億人民幣，其中80億是溫州創造的。在溫州，圍繞家具產業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專業化分工，一個家庭小廠甚至只生產某個產品的一個配件，或只負責完成某個產品的一道工序，另外一些企業只負責銷售或采購，成千上百的工廠通過互相協作，建立了良好的產、供、銷鏈，形成了最有浙江特色的“專業市場+家庭工廠”式的經營模式，也就是“小企業，大市場”的“浙江模式”。

　　在合作方面，溫州家具業也表現出優勢。例如，溫州家具業在2002年參加第八屆東莞后街名家具展的問題上，就采用了優勢匯合，強強聯手的戰略，由溫州優秀家具企業自愿組合，打造溫州精品家具的整體品牌。該陣營是溫州家具業內高層次的組合，成員共21家，參展面積達4500平方米，陣營強大，聲勢浩大，是溫州家具業歷屆參展中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的一次組團活動。在展會期間，各成員聯合宣傳并以統一的標識和展位突出溫州精品家具的風貌。結果證明，這種產業群內部的合作，打造了溫州家具的整體品牌，提升了它在國內外家具界的地位，減少了個體參展的成本，增加了產業群內部的凝聚力，彌補了個體的不足，以整體的形象促成了溫州精品家具與國際接軌，為贏得更好的市場份額及效益奠定了基礎。

　　另據報道，在溫州，由25家企業組成的家具材料采購聯盟目前成立。以后，聯盟成員將統一進行采購，以降低成本。此舉將進一步提高溫州家具的競爭力。

　　除了溫州，浙江其他地區的家具產業群也在本地區的產業群內部以及外部不斷尋求著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形成了各地區在發揮當地資源、廉價勞動力等優勢的基礎上實行專業化生產的塊狀分布格局，即臥房家具以溫州、玉環為主；辦公家具以杭州為主；軟體家具和實木家具以紹興為主；紅木家具以義烏、湖州為主；轉椅以安吉為主，其成效已昭然若揭。

　　總之，之所以研究浙江的家具產業群，是因為它已產生了較強的集聚經濟以及有目的的企業間相互合作產生的集體效益，從而提升了區域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這是包括廣東、深圳家具也值得學習的地方。

　　2.3較強的地方網絡根植性

　　產業群理論更強調地方網絡，其主體不僅包括企業，還包括企業之外的組織機構，例如大學、研究中心、中介機構、金融機構、政府組織等。所謂根植性是指各種網絡關系和企業活動是構建在地方社會結構之上，它反映的是網絡和企業對地方的歸屬性。根植性的強弱與產業群穩定性的大小以及它的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

　　浙江家具產業群形成的地方網絡的根植性較強。浙江家具企業大多為本土的個體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只有30幾家，幾乎沒有像廣州的東莞、深圳那樣多的臺灣、香港以及其他國家的獨資外企，雖然在發展初期這一因素制約了當地家具業發展的規模、檔次、速度，但因其地方網絡的根植性強，而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和強勁的后勁。加上浙江各地各種產業群的興起，并形成氣候，都為當地家具產業群的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協作、配套的可能性以及社會結構上的合理性。如浙江的玉環縣，在交通、人才、信息均不及發達地區及沿海城市的條件下，玉環家具卻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在國內家具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跟當地較強的地方網絡的根植性是息息相關的。

　　因此，雖然目前浙江的家具出口排在廣東之后名列第二，但其2003年的出口增幅為47.07%，遠高于廣東和福建(廣東為37.60%，福建為14.71%)，可見它的發展勢頭和潛力。

　　2.4相對完整的部門結構

　　浙江家具產業群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較為完整的部門結構，提高了產業群內部構成的完整性和協調性。一個產業群的構成是由生產銷售部門、相關產業部門和支持機構組成。生產銷售部門又是由原材料供應商、半成品供應商、成品生產商和銷售商組成；相關產業部門是由輔助性產品制造商、相似技術或共同勞動力市場的部門組成；支持機構又由?鐘山博客,鐘山新聞,鐘山說吧)逃?嘌禱?�、研究�?⒒?�、�?艙?呋?購徒鶉諢?構鉤傘O旅嬉哉憬?窕芳揖卟?等何???得髡庖晃侍狻?

　　據《消費日報》報道，玉環縣有家具生產及配件企業150多家，銷售產值超千萬企業達13家，從業人員近萬人。以飛龍、天源、諾貝、國森、金得利、港源、海鵬等為代表的年產值超千萬的企業雄踞一方，形成年產中西式套房、辦公系列和賓館客房家具20萬套左右的生產能力，產品遠銷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二十多個城市，并帶動了交通運輸、裝飾材料、紙箱包裝、飲食服務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很多人會問：玉環家具何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異軍突起，取得如此快速的發展？

　　這跟玉環家具業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部門結構，并使各個組織部門之間協調發展是分不開的。玉環家具制造業起步于80年代中期，發展于90年代中期，在20世紀末得到高速發展，逐步形成了穩定的生產銷售部門和相關產業部門，并且得到了當地縣委、縣政府、行業協會、銀行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的支持和引導，在公共政策機構和金融機構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并不斷走出浙江，走出國門，加強橫向聯系，打開國外市場，拓展了部門結構的區域性范圍，使建立的部門結構更加廣泛，更加開放，更具活力。

　　由于玉環縣的家具企業工業基礎薄弱和地理環境的劣勢，企業在教育培訓機構、研究開發機構上比較落后。為了彌補其不足，近三年，玉環家具業估計每年將近千萬元資金用于技改和新產品開發，一批有遠見的企業還將資金投入到管理創新和品牌文化建設上，涌現出像“飛龍”、“國森”、“雄族”、“南方”、“頂豐”等一批知名企業，形成獨特強勁的“玉環派”家具整體品牌優勢，有力地推動了玉環家具工業向高層次發展。

　　從玉環家具業的發展軌跡上，我們可以看出具有相對完整的部門結構對產業群發展的重要性。無論是國內家具發達的東莞、深圳地區，還是意大利的家具產業群，無不具有產業群內部相對完整的部門結構，正是由于其內部具有高質量的構成要素，才具有驕人的經濟績效、創新能力和強大的增長潛力。

　　2.5以特色工業園區為新的地域組織形式

　　特色工業園區成為浙江省推動產業群新一輪發展的重要戰略。浙江產業群是我國“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模式之下的產物。大多數產業以專業鎮或專業村為基礎，具有“村村點火，家家冒煙”的分散布局的特點，但這種模式已不適應新形勢下產業群的發展要求。而特色工業園區是適應產業群在新的發展時期客觀需要的新的地域組織，是產業空間格局走向有序化、規范化的必然產物。

　　以浙江家具產業群的代表––溫州家具產業群的最新發展戰略就是組建和創辦溫州家具工業園區。為進一步發揮溫州家具產業的區域優勢，促進家具業優化布局和產業集聚發展，溫州家具產業園區項目現正啟動。項目選址位于溫州市蒼南縣靈溪鎮；建設規模為4900畝，新增建筑面積為 1，920，000平方米，其中廠房建筑面積為1527000平方米，職工宿舍30600平方米，主要產品是木質加工、軟體家具和金屬家具；項目總投資為 118068萬元；項目的環保、消防、勞動衛生和安全生產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嚴格執行；項目建成后，預計新增銷售收入為945200萬元，新增利稅總額 141672萬元。目前，溫州現代家具產業園區項目已被列入浙江省重點工程。據業內人士分析，溫州家具工業園的啟動建設，僅入駐企業新增機械、設備投資額就將突破10億元人民幣。

　　家具工業園區的建立，不是簡單的企業扎堆，而是通過進一步集聚和工業化分工，從而推動產業升級，營造區域創新環境，以及解決農村工業化引發的社會和生態環境問題。深圳和東莞家具園區也都在建設中。

　　3.浙江家具產業群的發展動力

　　分析了浙江家具產業群的發展現狀和特征之后，自然而然人們想探究為什么它會這樣哪？下面就其發展動因做一簡要分析。

　　從浙江家具產業群的形成與發展歷程看，他們主要受到自然地理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3.1自然地理因素

　　浙江自然資源貧乏，一個形象地描述就是“七山、二水、一分地”，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和突出，迫使農民從土地上掙脫出來，尋早出路，發展農村家庭工業和商業服務業就是其中的一條出路。

　　3.2社會文化背景

　　浙江具有商品經濟發展的悠久歷史傳統，講究實際，注重工商，不喜空談。這種追求物質財富的世俗化傾向，不僅深刻地影響當事人的動機、動力和行為，還影響著政府工作人員的價值觀，并最終影響到政府行為及其政策，因而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另外，浙江人敢闖敢干敢于創新，不喜歡拘泥于形式，更注重結果，形成了可以明顯感到的“浙江精神”、“溫州精神”。再者，浙江自古到今都是出能工巧匠的地方，因為他們崇尚謀生的技藝，倡導掌握生存本領。所有這些社會文化背景，都注定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性。

　　3.3經濟體制因素

　　浙江許多地區由于地理和國防因素，國家投入極少，工業基礎薄弱。發展初期，在資金和技術缺乏的條件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他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受傳統體制和思想的影響也沒有那么根深蒂固，這就成了率先富起來的優勢所在––思想開放，敢于創新。專業市場、家庭工廠、掛戶經營和股份合作制等新興的經濟體制，首先從溫州形成，并逐步擴散到全省和全國其他地區。沒有制度創新，就不會有今天如此數量、規模的產業群。家具產業群只是其中的一個明證。

　　3.4政治因素

　　浙江的政府官員對制度創新行為的態度較為寬松，往往敢于領導和善于領導，對浙江區域經濟的相繼興起，功不可沒。從溫州、玉環家具產業的發展軌跡就可知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2003年3月，溫州家具業到廣州、東莞以及深圳參加家具展，溫州副市長吳敏一等領導親自帶隊，親臨展館參觀指導，使溫州廠家大受鼓舞。另外，玉環縣四套班子的領導也親臨東莞坐陣指揮，并認真聆聽各方意見和要求，這是其他省份所做不到的。其實家具產業在浙江制造業中還屬于傳統產業，而且在全省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較低。然而領導并沒有因此而忽視它。因此，政治因素也是促成浙江家具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4.結束語

　　盡管各地區的產業群發展模式、水平、規模都不盡相同，但概括而言，社會網絡、地方企業家以及地方政府是浙江家具產業群發展的三大核心，他們三者的互動，構成了浙江家具產業群發展的內在機制。這也就是以上我們分析的自然地理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等方面的動力因素。正是由于他們在不同區域的不同組合，才導致了地方產業網絡結構、區域優勢和產業群發展軌跡等方面的差異。

　　浙江的家具產業群并不是簡單的產業集聚體，更重要的是具有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地方網絡。它具有較為突出的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企業規模結構，以分工專業化與合作為基礎的地方網絡，較強的地方網絡根植性，相對完整的部門結構以及以特色工業園區為新的地域組織形式等特點。他以溫州為龍頭，以玉環為主力，并在全浙江范圍內形成了具有專業分工的差異化的家具產業群，實現本省家具產業的全方位的均衡發展。

　　產業群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同時對區域經濟發展也非常重要。在其發展過程中，還有許多實際的問題等待我們去研究、探討和解決。家具業是一個傳統產業，底子薄，基礎差，在對其進行高新技術和信息化的改造和提升時，必然要面對更大的困難和挑戰。因此，研究某個區域的家具產業群問題，對調整區域產業不合理結構，整合當地各種資源，充分發揮當地各種優勢，形成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競爭力的產業群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